《人民日报》对石首市大规模冲突的反思避重就轻

《人民日报》对石首市大规模冲突的反思避重就轻

网络意见至少对于“主流媒体”的信息发布形成了有利的监督与促进，闪烁出中国民主建设的希望之光。然而，网络意见走向深化的标志之一，应当体现在对于“主流媒体”评论的批评，即：绝非“主流媒体”的意见就可以“一锤定音”。

欣慰地看到，《人民日报》近日对于发生在湖北省石首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的评论，是有一定突破的，应该给予基本肯定。

但是，指出其严重的局限性，决不是“鸡蛋里挑骨头”。因为，石首市事件并不孤立、绝非偶然，不是“工作失误”、“措施不力”可以解释的。党报的避重就轻，至少在客观上起到遮掩和误导的作用。

发生在湖北省石首市的“大规模群体性”冲突，到底有多严重？网络显然受到一定封堵，但依然显露种种蛛丝马迹：

据报道：“石首官方数次出动大批警力，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性冲突。现场目击者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最高峰时，上万群众围在永隆大酒店外的街道上，阻拦公安和武警人员进入现场。部分群众向警方人员投掷石块和啤酒瓶等，但冲突中警方保持了克制。”

有报道说：“20日上午至夜间，部分围观群众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，导致多名警察受伤，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”。

也有报道说：中国湖北石首市中心发生警察与居民的冲突。……大约两百个居民在这次冲突中受伤。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该市永隆大酒店的一名厨师离奇死亡。

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仅仅指出石首市政府没有及时发布“厨师非正常死亡事件”的有关情况，即信息不公开、不透明，酿成严重冲突。但是，冲突酿成之后，又有多少主流媒体公开、透明地发布了消息？甚至有关事件真相和严重程度的网络报道也遭到封堵。这岂不是在更大范围的不公开、不透明？对此，为什么讳莫如深？这说明，党报的文章从根本上来说与石首市政府的思路是一致的：一切为了“稳定”！然而，僵化的、靠封堵舆论而维护的稳定，只能是更大不稳定的伏笔。

一名厨师非正常死亡事件，竟然可以酿成大规模群体性冲突，仅仅是信息误导问题吗？其实，其中有一个“转化”的关键环节——“石首官方数次出动大批警力，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性冲突。”这个环节又被《人民日报》评论文章“有意忽略”了！而正是这个环节，使大批群众的关注向愤怒转化、质疑向对立转化、围观向行动转化。多次出动大批警力的决策，不仅仅是对于警民关系、党政与群众关系的错误判断和严重失策，更暴露了决策者执政理念上的严重扭曲。这个问题不反思到位，只能治标而不治本。

利益的表达、民意的诉求，渠道是否畅通当然十分重要。但是，又决不仅仅是“信息渠道”的问题。一个社会如果诚心诚意走向公民社会，就一定要承认、允许、甚至倡导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成立自己的社团，亦即形成有序的利益组织和博弈平台。同时，一个社会如果诚心诚意地追求和谐稳定，就一定要通过新闻立法或舆论立法保证充分正常的言论自由。否则，所谓群体冲突、暴力事件就一定会“按下葫芦起了瓢”。——关乎此，《人民日报》再次“有意忽略”，或“不得已而回避”了。

如前所述，《人民日报》关于石首市冲突事件的评论已经算不错了，要求再高显然也强人所难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：“主流媒体”视角、档次、取向，都需要网络意见的批评、监督、补充和纠正。

中国眼下关于“主流媒体”的提法，有严重的缺陷，难道官方的就一定是主流的？不管“主流”、“非主流”、“支流”、“潜流”如何划分，多元化是大趋势。再说得深入一点：历史将作出判定：只有追求和遵循人类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，才最终成为主流。

附：《人民日报》6月24日有关石首市事件的文章：

　近日，湖北石首市一名酒店青年厨师的命案，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。与此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相比，石首的局面更为复杂，但背景似曾相识。

　　今年两会期间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说，瓮安事件发生之初，网上有许多谣言。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，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。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。他还强调，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，并借助舆论监督、启动干部问责制，才能平息事态。

　　石首案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，面对诸多疑问，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。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，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；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、探寻真相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；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，在一些播客网站，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。

　　石首案再次提醒有关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，如何妥善应对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、互动性的新局面。长期以来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媒体如报纸、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，近年来政府上网和党报新闻网站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，但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，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　　在网络时代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，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。有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。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。面对突发事件，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，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，迅速回应公众疑问，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。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、失语、妄语，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“众声喧哗”，则既不能缓和事态、化解矛盾，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的精神。

　　在互联网、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，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。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，汶川地震紧急救援时期，政府一天一场、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，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，互联网、手机、无线电、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，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。信息开放的结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，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，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。

　　信息透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，这是汶川经验的启示。在中国社会转型期，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，各级政府理应发挥作用，促进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顺畅沟通，促进干群之间的对话沟通，随时注意倾听民意、化解矛盾，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。 (来源：人民网-《人民日报》)